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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鲁东南沿海区域系统调查
时间:2018-01-18   来源:   作者:

2017年11月25日至2017年12月17日,由山东大学、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季度调查是在2016年调查区域的基础上继续向北、向东推进,主要对洋河流域进行调查,涉及区域包括胶州市张应镇、洋河镇等。本次调查共发现并系统记录的遗址有百余处,时代跨度从大汶口晚期至汉代,其中大汶口晚期遗址1处、龙山文化遗址15处、西周时期遗址10处、东周时期遗址27处、汉代时期遗址116处。

本次调查发现记录的遗址中,面积较大、遗存较丰富的遗址主要有三里河遗址、刘家大庄遗址、小王邑遗址、城子遗址、李子行遗址及李子行-匡王庄遗址等。其中三里河遗址、刘家大庄遗址、城子遗址及李子行龙山遗址已在早年的调查中发现,且有的遗址经过系统的发掘。本次调查又对其遗址面积进行了估算;其余均为本次调查所新发现的遗址。现择要对本次调查的发现进行介绍。

三里河遗址位于胶州市区内北三里河村西,首次发现于1959年,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系统发掘。目前遗址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大部分被现代建筑所压,仅北三里河村与旃檀庵村之间的地表可见陶片分布。采集的陶片中主要以大汶口晚期、龙山早期、龙山中期为主,另有少量西周、东周以及汉代时期的遗存。大汶口时期遗存可辨器形有鼎、鬶、罐、壶、盆等;龙山时期遗存可辨器形主要有鼎、罐、豆、甗、杯、匜等。

调查材料使我们对遗址面积有新的认识。刘敦愿先生最早调查三里河遗址时曾判断遗址的面积约6万平方米,在《胶县三里河》的发掘报告中推测为5万平方米。然而据地表采集陶片的分布来判断,三里河遗址的面积至少有约12万平方米。

城子遗址位于胶州市区内城子村东南,与三里河遗址仅一街之隔。遗址大部分被压在城子村及三里河小学之下,其具体面积已不详。刘敦愿先生等人调查三里河遗址时首先到达的即是此遗址,因当时调查的目的不是此遗址,故未作详细介绍。遗址为小河边的一处台地,目前台地最高处在城子村中央位置。我们于村东南角的断崖处发现有一片面积较大的夯土层,或即为刘敦愿先生所述之墙基。所采集的遗存主要以东周、汉代时期为主,少量西周时期的遗存。西周时期遗存可辨器形有簋;东周遗存可辨器形有盆、豆、钵、罐等;汉代遗存可辨器形有盆、瓮、壶、钵、罐、豆、盂、砖瓦等。

刘家大庄遗址位于洋河镇刘家大庄西北,近洋河,397省道穿过遗址南部。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以龙山时期遗存为主,并有少量西周、东周及汉代遗存。在遗址边缘近洋河的断崖处发现有文化层,厚约1米。龙山时期遗存可辨器形有鼎、罐、盆、甗、器盖、匜,石器有石锛。西周时期遗存可辨器形有鼎、鬲、罐、豆,东周时期遗存有罐、盆、豆。汉代遗存主要有盆、瓮、壶瓦等。

小王邑遗址位于洋河镇小王邑西约150米的台地上,目前遗址上已被种植经济林木。遗址面积约21万平方米,以汉代时期遗存为主,在遗址西南角近洋河处发现有少量的龙山时期遗存。龙山时期遗存可辨器形有鼎、甗、罐、器盖、豆等。汉代遗存可辨器形有盆、瓮、瓦等,并发现一件残破的工具模。

李子行遗址,也称为四亩地遗址,位于李子行村南约300米的山脚台地上。该遗址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卷》记载。此次调查发现的遗存主要以龙山时期为主,另有少量西周、汉代遗存。遗址边缘断面上发现有文化层。采集的陶片中可辨认的器形有鼎、罐、甗、圈足盘等。

此外,我们在李子行村北发现一处面积更大的汉代遗址,暂称之为李子行-匡王庄遗址。遗址位于洋河镇战家村以东、香甸村以西、李子行村以北、匡王庄以南的范围内。面积约275万平方米。该遗址遗存较单纯,主要为汉代遗存,少量东周遗存。汉代遗存可辨器形有盆、罐、瓮、豆等。

李子行-匡王庄遗址南面靠山,山上产蛇纹石。北面洋河,便于交通。调查过程中发现地表到处散布有蛇纹石。因此我们推测,该区域自龙山时期自汉代一直有人类在此居住,或与蛇纹石的开采相关。

总之,此次区域系统调查复查了以往所发现的遗址,对遗址的面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以往不为人所知的遗址,对于研究鲁东南地区的古代社会聚落形态的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加本季度调查的人员美方有Gary M. Feinman、Linda M. Nicholas,中方有方辉、王焕、龙啸、马方青、单琦惠、王政良、王安琪、杜泽瑜、曹靖靖、卜凡童、高扬、刘安鲁等人。

三里河遗址

刘家大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