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题为“Comparative study of luminescence dating of pottery and sediments from the Holocene Zhuqiusi site in Central China”的研究论文。该论文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后汪椿鑫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石玲玲为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曹艳朋、助理馆员方利霞为共同作者。

热释光（TL）和光释光（OSL）定年是一种基于石英和钾长石矿物辐射剂量响应的自然科学定年方法，定年范围可覆盖几十年至几十万年，广泛应用于新、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年代框架的构建。与考古学中常用的碳十四定年法不同，释光定年不依赖有机材料，适用对象更为广泛，尤其适合用于陶瓷器、砖瓦、窑炉、烧土、冶炼遗物等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受热材料及地层沉积物，且定年结果与受热事件或光照曝光事件高度相关，具备独特优势。近年来，释光定年研究在方法学上多聚焦于测年上限的提升，但在解决测年下限问题上，测年准确度仍有不足。尤其是在利用陶器等考古受热材料和年轻沉积物构建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框架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充分发挥陶器与沉积物这两类定年材料的优势，克服各自局限，从而提升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释光定年结果的准确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研究以河南淮阳朱丘寺遗址为例，系统开展了陶器和沉积物的多方法释光定年工作。朱丘寺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王菜园村东南，是一处以龙山晚期造律台文化堆积为主的聚落遗址（图1）。2022至2024年，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统领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周口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揭露出一批外围夯垫土、房址、粮仓、墓葬等龙山晚期遗存。厘清该遗址的年代框架，对研究洛阳盆地夏文化中心与淮河流域夏文化的关系、探讨龙山晚期的区域社会组织与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图1 朱丘寺遗址概况

研究团队于考古发掘现场的代表性探方剖面上原位采集了陶器与沉积物释光定年样品（图2），并采用单片再生剂量光释光（OSL-SAR）、多片附加剂量热释光（TL-MAAD）、多步骤升温红外后红外激发释光（MET-pIRIR）等多种技术，全面测定了陶器细颗粒石英及沉积物粗颗粒石英、钾长石的等效剂量（图3，图4），并探讨了陶器与沉积物的释光性质及其对等效剂量准确度的影响。

图2 朱丘寺遗址探方剖面与释光定年样品采集

图3 陶器石英光释光与热释光定年特征曲线

图4 沉积物石英与钾长石光释光定年特征曲线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对陶器与沉积物两类样品的环境剂量率进行了系统探讨，重点考虑了陶器的伽玛（γ）剂量率叠加效应以及沉积物浅埋藏深度下的伽玛剂量率缩放效应（图5），以提升环境剂量率计算的准确度。

图5 陶器与沉积物埋藏环境伽玛剂量率计算优化

结果表明，陶器石英光释光年代与经过超线性校正的热释光年代具有一致性；而沉积物石英与钾长石则普遍存在晒退不充分和沉积后扰动等问题，需采用单颗粒技术，并配合中值年龄模型（CAM）、最小年龄模型（MAM）或有限混合模型（FMM）才能获得可靠的年代结果。研究基于陶器与沉积物释光定年结果，综合确定朱丘寺遗址的绝对年代框架可划分为东周时期（2.14–2.82 ka）和龙山晚期（3.90–4.27 ka）两个阶段（图6）。

图6 陶器与沉积物释光定年结果对比

注：空心图形为沉积物多颗粒释光定年结果，属离群值

该成果不仅为朱丘寺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年代学支撑，也为提高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释光定年的准确度、优化定年材料与方法的选择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为国际权威考古学期刊，收录于SCIE、SSCI和AHCI，2023年JCR分区为Q1（SSCI），2025年中科院分区为一区Top期刊（SCI）。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as.2025.106270

【作者：汪椿鑫 编辑：孙士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