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青岛校区博物馆628报告厅举办了动物考古学术沙龙，沙龙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董豫教授主持，卫斯理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助理教授Katherine Brunson（博凯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Shayla Monroe和Jesse Wolfhagen博士，以及我院博士后张泉、硕士研究生雷仪菲作了精彩报告。
卫斯理大学博凯龄为山大师生带来题为《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安特生藏品中的动物遗存初步研究》的汇报。博凯龄首先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初，安特生和丁文江等人组成的工作队在甘青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调查工作，当时发现的动物骨骼存放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MFEA），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随后，博凯龄结合其研究团队之前对洮河流域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结果，着重强调了MFEA所藏骨骼对解决西北地区动物考古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最后，博凯龄对MFEA所藏十多个甘青地区遗址动物骨骼的初步研究进行了介绍。这些遗址以家养动物为主，包括猪、狗、黄牛、绵羊、山羊和家马。借助古DNA和ZooMS，发现野生动物包含原始牛、各类鹿科动物、犀牛等。博凯龄借此引出她感兴趣的问题，即畜牧业和农业的扩张对中国北方野生动物原生栖息地的影响，她将在未来对这一问题做更详细的研究。
哈佛大学助理教授Shayla Monroe发表题为《牛——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人与牛的持续关系》的主题汇报，聚焦环境压力下的畜牧业考古研究。更新世晚期，撒哈拉地区经历了从湿润到干旱的巨大环境转变，导致大量偶蹄动物南迁，但原始牛（Bos primigenius）却留在此地，持续与当地人群产生互动。为探究这种互动关系，她结合了壁画、动物考古学、DNA等多个方面的证据。从尼罗河谷发现的人与原始牛互动的壁画来看，二者互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3000年，并显示出原始牛在与人的互动中除具有食用价值外，还在仪式、宗教方面也有重要价值。结合动物考古学证据可知，这种原始牛至少持续存在至埃及罗马时期，意味着在黎凡特家牛引入后，原始牛与人类关系仍未中断。DNA证据进一步揭示，在家牛引入后，原始牛通过与家牛杂交的方式，对后续的家牛产生影响。此外，受到生态屏障的限制，欧亚的牛无法适应非洲的气候与疾病难以深入非洲大陆内部，而印度瘤牛更具有抗病性，引入后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最后，她指出，这种互动自狩猎采集阶段就早已发生，其影响至今仍在社会、仪式活动中体现。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Jesse Wolfhagen博士带来题为《δ18O同位素周期性回归模型的贝叶斯建模》的学术报告。先前有学者对羊的牙齿进行牙釉质δ18O序列周期性回归分析，来获取羊群的出生季节以及当时环境等相关信息。然而这种传统的周期性回归模型严重依赖采样密度，而考古实践中常常受限于样本保存状态和分析成本。因此，Wolfhagen博士将贝叶斯分析应用于传统的周期性回归模型当中，引入先验分布约束参数范围（如振幅、周期、出生季节变异性），在大幅减少单颗牙齿所需样本量的同时，也能够较为精准地预测缺失的数据。模型验证采用了10只Rousay绵羊的δ18O序列数据集，稀疏采样的结果表明，即便单齿样本量低至5点，模型仍能够预测出个体的出生季节，还可以量化出生峰值的概率分布。这一方法极大拓展了δ18O分析在判断畜群出生季节分布以及重建繁殖策略等研究领域的应用潜力。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后张泉汇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同位素与年代学研究》中山东大学承担的研究内容。课题团队针对山东扁扁洞、小高、月庄、西河、下河洽东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碳十四年代测定，从摄食生态的角度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不同动物物种对粟黍种植生态位的响应和适应。研究结果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河下游动物驯化与粟黍种植关系补充了新的数据，为中国北方早期家畜驯化的潜在机制和可能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
最后，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雷仪菲作了题为《黄河下游地区的早期马匹牵引：来自中国青铜时代乡村聚落青邱的病理证据》的汇报。她汇报了青邱遗址出土晚商时期6匹马骨的病理研究结果。结果显示，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平民在晚商时期便已开始役用家马进行牵引工作，但与同时期的王畿或区域中心聚落贵族使用成对家马拉车的策略不同的是，青邱平民仅使用单匹马进行牵引，这体现了晚商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马匹的利用方式存在差异，平民相较于贵族而言更重视马匹作为役畜的基础功能。最后，雷仪菲结合晚商的社会背景，指出家马在当地资源运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商王朝统治网络的有效运行。
汇报结束后，参与沙龙的各位学者和现场师生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互动，学术氛围浓厚，大家收益颇多。
【作者：雷仪菲，李张驰，朱家乐，张泉 审核：董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