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7日下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62期）系列讲座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席研究员焦天龙先生，为师生带来题为“经济考古与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形态”的线下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邓聪教授主持。

一、经济考古学概念

首先，焦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经济考古学概念及研究内容。经济考古学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或专门研究领域。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古代社会的变化过程，是将考古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领域。经济考古学的主要议题包括如何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方法论），古代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的产生、农业的密集化、手工业的专门化、古代政治经济、物品交换，以及这些经济形态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没有脱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但是，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对考古材料的直观描述，即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经济活动。虽然对经济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农业革命”等，但经济考古学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经济考古学的产生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突出的表现是一系列概念和技术放大的饿产生，更注重的是解释经济活动与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变化的关系，描述变为次要的领域。对解释的注重，同时刺激了新的研究技术的产生。专门的研究课题大量出现，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发表，是经济考古学成为西方考古学中非常活跃的一个领域。

当代考古学对古代经济有两种主要的分类方法：一种是根据规模划分为家庭经济（Household economy）、都市经济（urban economy and urbanism）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三种形式；另一种是根据历时性划分为狩猎采集经济（hunting-gathering economy or foraging economy）、农业经济（agricultural economy）、手工业经济及手工业专门化（craft economy and craft specialization）、海洋经济四种形式。

二、国内外考古学对经济的研究

焦老师带领大家回顾了国内外考古学对经济的研究历程，首先是经济考古最先发展的欧洲。1920-1940年代，V.Gordon Child（柴尔德）尝试从经济变化角度来解释史前社会的变化。Child将农业的产生命名为“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或“农业革命”，认为这是史前社会最重要的转折，与后来的工业革命同样重要。对于农业的起源，他认为农业是由于冰期后干旱所引起的，最早在近东地区发生。农业作为一种技术由近东传播到欧洲，是由于近东文明中心需要用剩余的农产品交换其他原材料引起的。柴尔德超出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不仅仅着眼于技术的变化，而是从经济形态的转变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但是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他的研究仍是描述性的，并具有很强的假设性。他用传播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化的变化也受到了后来很多人的批评。他的很多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二战以后在英国和美国受到激烈批评。

还有一位重要的学者就是Grahame Clark,1952年出版了《史前欧洲的经济基础》一书，从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研究欧洲古代经济的变化过程。将欧洲分成三个生态环境带：北极圈、温带、地中海地区。对各个地区的生计形态、技术和贸易交换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Clark对柴尔德的理论批评很多，尤其是批评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两位学者都对经济考古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70年代，经济考古学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和成熟的研究领域，英国的Eric Higgs作出了重大的贡献。Higgs也被认为是当代经济考古学的创始人。作为克拉克的学生，Higgs和剑桥大学的同事，继承并发扬了Child和Clark的经济研究学术传统，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Higgs最重要的突破是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和新方法的应用，例如提出“site Catchment”(焦老师译为遗址领地）、“Ecofact”（生态遗物）等概念，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开展多学科合作等。Higgs的研究奠定了当代经济考古学的发展基础。

随后，焦老师带着大家回顾国内考古学中的经济研究。中国考古学自1950年代以来，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直很注重经济的研究。探讨的课题很多，对史前和古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用力最多，出版过《农业考古》杂志。但是中国考古学始终没有把经济考古作为一个分支领域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对基本概念的探讨。传统中国考古学的经济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缺乏解释。很多文章多停留在材料的介绍层面上。

三、尝试性研究

焦老师从经济考古角度，引用低水平食物生产的概念，尝试观察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形态。首先，焦老师介绍了低水平食物生产概念提出的背景以及相关内容。传统概念的理论出发点是试图将人类史前生计形态截然二分为狩猎采集或农业社会，假设农业起源为“革命性”的突发事件。在这一传统的二元论主导下产生了一些模糊概念，如“复杂的狩猎采集者（complex hunter-gatherers）”、“富裕采集者（affluent foragers）”等。复杂混淆的概念已经造成了一些研究的困境，迫切需要寻求新理论方法的提出，于是Bruce Smith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究竟有无一个中间地带？ Smith在2001年提出了“低水平食物生产”概念（Low-level food production），将采集经济的晚期形态和农业经济的早期形态划分为低水平食物生产类型，强调这是从主要以采集为主到主要以食物生产为主的过渡形态。但是这一过渡过程相当漫长，一般有数千年之久。低水平食物生产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采集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绝对界限，因其更接近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中期，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社群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文化的挑战是不同的，但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使他们选择了共同的适应模式。这种生产模式是这些史前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不同的地区社会演化的过程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生产方式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样才能深入研究各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历程。

焦老师将“低水平食物生产”概念放在中国史前时代进行观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低水平食物生产在中国史前时代存在的时间；二是低水平食物生产在中国存在的区域不平衡性，以及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区域不平衡性的意义。带着这两个核心问题，焦老师尝试从低水平食物生产角度重新认识中国东南地区史前史的进程，并观察其独特性。

焦老师详细梳理了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材料。上山文化的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ca.9000-10000BP）已经存在水稻栽培、陶器和磨制石器的使用以及定居生活，是目前已知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社会。跨湖桥文化（ca.7000-8200BP）存在水稻栽培，在陆地采集狩猎的同时兼具海洋捕捞，是最早的海洋经济。河姆渡文化（ca.5000-7000BP）的文化性质存在争议，对于其是否存在发达的农业经济还是仅仅为“坚果采集者”目前还在持续讨论。焦老师认为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种植水稻产量低，采集经济仍然是更重要的生计形态，应当意味着其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与此同时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5-6种海洋动物的遗骸，陶器的贝印纹占总纹饰的22%，显示其海洋经济发展。焦老师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认为河姆渡晚期的扩散离不开航海术的提高以及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壳丘头遗址（ca.5500-6500BP）应当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裔，以获取海洋资源为主要的生计形态，目前没有发现农业存在的证据。大帽山文化（ca.4300-5000BP）也是以捕捞海洋资源为主，在遗址中发现有30多种贝类遗存，没有发现家养动物的存在。焦老师根据贝壳大小、数量、测量的死亡季节等信息，对该遗址人群的采贝策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是贝壳的死亡季节或许可以用来分析遗址中人群的定居季节性和迁徙等问题。昙石山遗址（ca.4300-5000BP）进行了对人骨的同位素分析，发现摄入大量海洋生物，应当是稻作农业和海洋捕捞的综合。黄瓜山遗址（ca.3500-4300BP）稻作和粟作农业、养猪业和狩猎采集、海洋捕捞共存，食物生产约占经济的25%左右，大麦和小麦出现但来源不明。

通过对上述遗址出土材料及生业经济的研究，焦老师认为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早期应是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农业和家畜饲养一直没有成为主导地位的生计形态。海洋经济一直占有一定地位，在某些海岛聚落中，海洋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与此同时的黄河流域等地区，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那么区域不平衡性背后的原因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从经济视角来看东南地区的史前史进程存在一些特殊性：人口密度低，社会复杂化进程慢。焦老师认为稻作农业不是南岛语族扩散的主要原因。

讲座最后，焦老师耐心解答了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邓聪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代表全体与会师生对焦老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焦老师的讲座内容从宏观理论、方法技术、到个案分析，生动地展示了理论概念如何与实际分析进行结合，如何从微观分析入手搭建宏观框架。

【作者：刘旭      审核：焦天龙 陈雪香      编辑：徐文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