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3日晚，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长风论坛”（鳌山061期）系列讲座邀请到了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刘歆益副教授，为师生带来题为“驯化历程中的文化多元主义：欧亚大陆东部的长时段视角”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主持，共有校内外师生300余人参加。

在讲座开始前，陈雪香老师首先对刘歆益老师进行了介绍。刘老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考古和史前考古等领域，目前研究兴趣范围主要包括史前作物全球化、跨欧亚大陆农业传播历程和转型、驯化的历程等。

讲座伊始，刘老师指出当前考古学处在新的变革阶段，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我们得以获得大量以前未能研究的新的材料和数据，这不仅促使更多新问题的提出，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回顾以往讨论过的问题，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便是本次讲座关注的重点。

接着，刘老师讲述了历史上关于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中存在的两种理论观点。一种是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不同区域农业起源的时空背景是类似的，对某一个驯化中心驯化历程的认识可以借鉴到其他地区。另一种是以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植根于每个地区特有的古代文化和环境，我们要想了解每个地区的驯化历程，必须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进行。随着当前各种数据的增多，我们对这个讨论有了新的认识。即地理格局和数据本身证明了瓦维洛夫观点的正确性，世界上确实存在多个驯化中心，农业起源也不只出现在近东的新月沃地。但从学科发展上讲，戈登·柴尔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对农业起源的认识，一定程度局限于近东和欧洲地区学科发展所带来的理论框架。

通过两种观点的回顾，刘老师指出，当前可能存在的误区是对其它区域驯化历程的讨论过分注重借鉴欧洲和近东地区的驯化史观。尤其随着东亚和北非材料的增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驯化历程有多种模式，但如何从考古学和数据本身来证明这个过程是一个巨大挑战。

图一 驯化历程的三个阶段

因此，刘老师试图用近些年东亚地区积累的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的知识，划分出一个不同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的新的时间框架，用以理解古代东亚农业和驯化历程的发展。该框架共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本地驯化（Local domesticates）10000-7000BP，驯化中对地点的选择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阶段­——跨大陆驯化（Cross-continental domesticates）7000-4000BP，这个阶段中生物性状的驯化是缓慢的，同时尚未完成驯化的作物至少在欧亚大陆进行了远距离传播；第三阶段——文化驯化（Cultural domesticates）4000-2000BP，这个阶段文化选择对植物性状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阶段 本地驯化

这一阶段中，与农业有关的遗址点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即许多遗址出现在两种环境交界的山前地带，如兴隆洼、后李等诸多出现作物驯化的遗址都没有出现在大河流域，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驯化伊始阶段地点的选择非常重要，而这些地点虽已有对作物的培育和动物管理，但并不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流，只是食物广谱的一环。广谱化的食物选择受到本地环境和地貌限制，对遗址点地貌的选择是农业的起始点而非结果，同时也是驯化历程的前提。

需要注意的是，东亚和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虽在地貌选择上是相似的，但在动植物的选择、气候背景、饮食传统、农业和定居的关系等都存在显著差别，二者在农业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二阶段 跨大陆驯化

在这一阶段同时发生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7000-3500BP的史前时代农业全球化过程。原来起源于近东新月沃土带的作物一方面向欧洲传播，另一方面向东跨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进入中原腹地。这其中便包括大麦和小麦的东传，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粟、黍跨欧亚大陆向西传播以及起源于北非的小米和高粱也向印度传播。另一个过程是长时段的作物生物性状的驯化。这个过程首先在西南亚洲得到认识，如大麦、小麦的驯化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

图二 粟、黍生长情形

这两个过程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驯化之所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在跨区域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在移动过程中不同环境和文化带来的选择压力对作物生物性状的完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环境对作物驯化的影响上，许多学者都持有“边缘效应”的观点，即驯化起源中心的野生祖本和刚刚选择完成的作物，很难进行基因上的生殖隔离，二者一直存在基因交流，所以此时驯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符合我们至今未见明显的驯化之初作物的认识。而当农人和驯化作物移动到野生祖本分布范围之外，生殖隔离成为强选择，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选择压力，很多作物最终驯化完成的性状出现在其它区域，“边缘效应”可能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美洲玉米驯化的历程便是很好的案例。在文化选择对作物驯化的影响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作物的籽粒大小不完全受驯化控制，它也受地区多样性制约，不同地区的饮食传统会对作物籽粒大小产生文化选择。在饮食传统为烘烤和磨粉的地区，大籽粒会有选择优势，但在东方蒸煮饮食传统的影响下，小籽粒更具优势，从而使得新来的物种能更好地进入原来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框架之中。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农业在走向多元化。

图三 小麦生长情形 

第三阶段 文化驯化

在这一阶段，文化选择变成驯化的主因。这里刘老师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水稻在中国古代经济中比较重要，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并未形成如东南亚和南亚的水稻神这样的信仰，那么食物选择和社会组织二者间的关系是什么？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对生业经济的选择和社会组织之间会存在某种联系，例如中国北方和南方不同的农业传统会带来社会组织关系上的不同，也会造成文化环境、社会心理、婚姻制度和离婚率等方面的差异。在近东地区的以往研究中认为驯化先于农业社会。但刘老师指出，很多材料表明人类先以一种类农业方式的社会形式组织起来，驯化过程在后，启示农业本身和定居生活的关系具有地区多样性。针对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和驯化传统的研究，刘老师认为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例如刘老师团队近期有关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地区劳动组织形式和中亚青铜时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研究显示，两个区域在劳动投入态度和剩余价值产生模式等方面确实存在较大差异。

图四 困惑—中国水稻神信仰的缺失

之后，刘老师对每个阶段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第一阶段主要是本地环境对食物和农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选址是驯化的前提而非结果；第二阶段农业全球化和缓慢驯化这两个过程发生在同一时间阶段，移动性本身是驯化过程的一部分；第三阶段，文化选择变成驯化的强选择。

最后，刘老师指出，随着认识的深入，现阶段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农业是多地区起源的，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农业传统，在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的讨论中，不存在李约瑟难题，即不存在文化一元性的问题，但背后的问题是，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理解框架仍是文化同一性的。例如，我们虽将agriculture翻译为农业，但早期中国的农业和近东、欧洲所谓的agriculture传统有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我们仍在使用近东地区的时空框架来讨论其他地区的农业起源和驯化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要了解的对象相对化了。今后应当产生更多元的框架来探讨农业起源和驯化历程的问题。

图五 驯化历程不存在李约瑟难题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就玉米、麦类和粟黍的驯化历程、植物考古如何研究劳动组织方式、饮食传统和农业起源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刘老师一一细致解答。在这之后，陈雪香老师对报告内容做了简要回顾，并代表全体参会师生向刘歆益老师精彩的讲座表达衷心的感谢。

【作者：陈胤龙  审核：刘歆益 陈雪香  编辑：孙士美】